| 千百年来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孔子：有人说他是圣人，有人说他是凡人；有人说他是仁爱之师，有人说他是丧家之犬；有人说他成功，有人说他失败。
孔子的一生充满坎坷，始终在颠沛流离中寻求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平衡。从某种意义上看，这种经历和 职场环境非常相似。正因此，有人认为，孔子的求职过程是最早的职业双向选择，他应该是最早的“职业经理人”。
与“老板”的战略意图错位
孔子的老师老子对春秋时代的评价是“王纲失序，天下纷乱”，因此劝孔子做“门上的葫芦”—遁世，而孔子不甘，硬要入世弘扬“礼乐仁义”。然而，究其一生，周游列国，孔子仅有在鲁国的“百日”略值一提，还是个失败的案例。将此案例放到现时的商战职场情境下，颇有警世之意义。
孔子在“职场”之初的发展可谓火箭般蹿升，一年之内由“中都宰”到“大司寇”再到“代理国相”，其间深得鲁定公宠信。其施政理念也名闻天下，非常清晰：以“周礼”治国，期待建立一个“天下大同”的社会—“讲礼义、知廉耻、有品格”，“选贤能、修信用、贼不作、谋不用”。这一理念在一个相对封闭、安定的小邑—中都邑首先得到了践行，而且效果不错，基本达到了“路不拾遗”的社会景象，孔子“简历”上的这一段漂亮经历成为他职场生涯最初的资本。
然而，自从孔子被鲁定公看中并不断提拔重用之后，孔子便开始了一个个职场上的错误，而且错误越犯越大。
首先，作为臣子的孔子并不了解鲁定公的真实“战略意图”和价值导向。其实，这个错误从一开始就已经凸显了，只不过孔子并没有认识到，而油滑的鲁定公也没有在乎它。鲁定公真正感兴趣的是齐国式的“霸道”，真正关心的是如何加强自己的势力，改变“君不君，臣不臣”的鲁国政局，而孔子力主推行的是“礼义”的“王道”，双方在“企业哲学和战略”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思路。不过，很会审时度势的鲁定公明白，彼时也只有孔子的声名和才能可以帮助自己打破窘境—三桓当政。孔子的“王道”理想和鲁定公的“霸道”主张在共同的障碍面前有了交集。
这个交集延续了一段时间。齐鲁会盟，孔子以“礼义”之道加上五百牛车收回“汶上三城”，帮着鲁定公实现了一小步的“霸道”主张；“堕三都”之举，寄托了孔子自己“强公室、抑大夫、贬家臣”的“企业 管理理念”，也同时迎合了鲁定公提高自己的“市场占有率”、扩大“营收”的目标。在共同的短期目标下，鲁定公尽其所能力挺孔子。然而，当“堕三都”之举真正触动到老臣们的利益，遭到其全力反弹之后，孔子和鲁定公的政治交集就走到了尽头。面对季氏领衔的三桓的逼宫，孔子秉承的理念是“志士杀身成仁，不可求生而害仁”，而鲁定公从父亲的悲惨经历中领悟到的是“世上只有成败。战败了，谁还在乎仁义？”—两种完全不同的“经营理念”至此摊牌。 公司政治的牺牲品
孔子的第二个错误是没有争取，因而也没有得到同僚的支持。过于清高和执拗的孔子把自己的理想和原则看得比什么都重要，上任不久即得罪了两个关键的人物—公山狃和季氏。公山狃是狼子野心的小人，但在“公司政治”中，越是这样的人物越不能得罪。孔子却不仅当面拒绝了公山狃的结盟请求，后来还当着所有士大夫的面狠狠地羞辱了他一顿，这无疑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危险的敌人。后来在齐鲁会盟中，公山狃拒不发兵就是一次私人恩怨的单期结算。
季氏是另外一个孔子不能得罪而早早得罪的人。季氏是三桓之首，在鲁国士大夫中有着很高的威望。孔子上任大司寇之后，为季氏家的一个小奴“漆思弓”请命，反对将其陪葬，老谋深算的季氏表面上同意了，内心却栽下了深深的不满。此后，季氏就一直在等待机会将孔子拔掉，最终当齐军兵临城下之后，季氏通过一句话、一块“珏”将孔子激走。毛泽东说：“政治就是将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，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。”孔夫子却反其道而行之，也就只能被“公司政治”所排挤，不断“跳槽”了。跳到卫国之后，面对南子的真诚邀请，孔子也因为清高、顾及名分而以“微臣不便”而拒绝了另一次大展抱负的机会。
职位的错觉
孔子的第三个错误在于缺乏位置感。他一心想的是如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，而对一个“企业”中的“首席执行官”的角色和职责缺乏认知。当齐军兵临城下，鲁定公已经开始为自己“董事长”的地位，甚至是“公司”的生存而焦虑万分，孔子竟然还只顾着自己的“仁义道德”，劝鲁定公“杀身成仁”，这不是荒谬之极吗？“老板”的胸怀再宽广也是有底线的。鲁定公还算是仁义，没有直接炒孔子的鱿鱼，还苦口婆心地规劝孔子以后能“装点呆，卖点傻”。无奈这正是孔子的短板，始终没琢磨透自己的位置，也就不知何时该装傻卖呆。“苟利国家，生死以之”，这是孔子的座右铭，但他没明白这个“国家”不是他的，也不是老百姓的，而是“老板”的。
相比之下，唐骏是个聪明的“职业经理人”。在微软时如鱼得水，跳槽出来后更是风光无限，他的经验很简单—不和同僚为敌，不和员工交朋友，一心只为董事长的目标服务，并购、炒作、做大，而且越做越大。相比之下，孔子十几年颠沛流离，“职业经理人”做不来了，也就只能到处讲讲课、做做培训。 |
